家长所需，无非常识

去年冬天的某一日，我在路边摊上吃早点，并排而坐的是一对父女。女儿大约5、6岁，正在乖乖地自己吃面条。父亲一边吃一边教育她：这就对了嘛，乖一点，爸爸就不打你啦。我听见“乖”和“打”两字，便浑身不舒服，不免多看了这位父亲几眼。看上去，这位父亲，应该比我还要小好多岁，怎么会持有这样暴力的教育观念？之后我将这事跟同事讨论，一位同事羞愧的跟我说，他也是这么教训女儿的。

我并没有做过具体调查，只是一种直觉与个人经验。在我从事教育的18年来，更多的是成为奶爸的8年多来，接触到的为人父母者，懂得儿童、懂得教育的，实在寥寥无几。基本上，无非两种父母长辈，一种是把孩子当宠物，一种是把孩子当作缩小了的成年人。与此同时，因为不能真正地了解儿童，便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为人父母的身份与职责。不了解自己，不了解儿童，也不了解教育，是以这位教育女儿的父亲，便有这样的言论。乖，其实在现代观念之下，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性格；而暴力，显然，本不应该出现在儿童教育中。可是，这么教育孩子的，所在皆是也。

我的有限经验告诉我，就儿童的教育而言，西方自现代科技的突进以来，对人自身的认知的进步，以及现代儿童心理学的突进以来所有的研究成果，大多数在西方已经是常识的东西，基本上还在多数中国父母视野之外，我们仍是沿用着祖辈教育我们父辈，我们父辈继续教育我们的那一种观念与方式，在教育我们自己的下一代。性质上属于刀耕火种，靠天吃饭。父母不去思考儿童的特性，也不把自己当作教育者看待，多少中国儿童，就这样度过他暗淡无光的童年生涯，而他们本来可以有更加幸福快乐的童年，只要父母愿意敞开怀抱学习，并有能力学习。豆瓣网有一个“父母皆祸害”的小组，我潜入其中，看得胆战心惊，时时反思自己，究竟，以爱的名义，我又犯下多少过错？

近几年70后与80后一代人开始成为父母，并在儿童教育的领域内崭露头角，对儿童的天性与教育的本质的认知，倒是有很多新鲜的，更重要的是现代的观点。这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迹象：我们的儿童观正在逐渐走向现代。我可以指出一长串这样的有着现代观念的年轻父母，他们的观点与做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新进父母的认同，从刘瑜到粲然，从熊亮到杨政，不一而足，兹不赘述。但从总体而言，中国的父母亲，热爱学习，能够尽力去理解儿童的，仍是少数。

所以，在这样的中国语境之下，来讨论瑞典的埃伯哈德博士的著作《儿童是如何掌权的》，就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差异。儿童本位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，在西方成为主流的观念，历时已久。瑞典是所谓“儿童友好”之邦，埃伯哈德博士指出的危机，我以为无非是一种矫枉过正，并不意味着“儿童本位”这一基本原则在西方有了动摇。甚至，连盛世危言也算不上，因为这是一种批评的常态。这个情况跟美国人老是大喊美国教育不行啦，性质是相似的。若说美国教育不行了，可是几乎全部科技创新都在美国。如果美国教育确实不行了，那么这些创造从何而来？这种常态的批评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我纠错。瑞典也好，美国也好，挑刺与纠错的言论总是受欢迎的，这是教育界内部的良性互动，真诚的反思与持续的批评推动不断地进步。是以每隔一段时间在欧美总有“狼来了”的惊呼，千万别以为那是真的，千万别以为这下中国式的严厉教育要占上风了，人家是制度性的自我反思而已。

中国父母的普遍问题，不是过于儿童中心化，而是多数父母仍处在这种普遍认知的水准之下。所谓独生子女成为家中的“小皇帝”，受到万般宠爱，看起来与儿童中心化有几分相似，而其内核是决然不同的。也即是说，宠溺与尊重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宠溺无原则，而尊重，则有对儿童本位的理性认识在焉。

波兹曼在《童年的消逝》中曾说过，童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，童年是近几百年才开始有的一个概念。或者说，这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建构。之前，自也有小孩，但文化概念中却没有童年这一说。西方有现在的儿童本位的观念，并深入人心，正是在几百年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。洛克、卢梭等从哲学的层面讨论，弗洛伊德等从精神科学层面讨论，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方面讨论，更不用说现代科技带来的对人的进一步认识了。

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之后，对人的成长的特性，就会有一种新的理解。而这些认知，在多数中国家长那里，是付诸阙如的。是以，我们仍需要重温近100年前鲁迅提出的那个命题：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。

虽说理论界对“儿童本位”的论述早就汗牛充栋，但对于多数中国家长而言，承认儿童与成年人有不同特质，恐怕仍是一种新的观念。蒙台梭利说，儿童不仅作为一种物体的存在，更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；它能给人类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刺激。河合隼雄则说，在孩子的心中，有一个宇宙，以无限的深度与广度存在着。成年人应尽力去理解这个世界，或云这个宇宙。我最喜欢引用的是河合隼雄的这句话：我们都曾经是个孩子，但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。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成年人的自我批评：我们往往以成年人的既定思维，去简单化地看待儿童，从而取代儿童的不同特质。当然，儿童本位，在我的理解里，也不是将儿童神化，将之看作绝对的美好，而是根据现代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发展，去认识儿童本身的特性，不诗化，也不简化。如蒙台梭利所做的那样，以科学而非臆断，去了解童年的秘密，从而从教育乃至社会制度，作出有利于孩子们的安排，以期于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。

在此意义上，中国家长常见的宠溺孩子的做法，显然是有悖于孩子的本位的。当然，在中国，这自有来历，因为严厉的生育政策，导致每家只有一个孩子，而却有6个成人，于是天性的爱被泛滥，孩子在溺爱中，恰恰扭曲了其本性。过于丰富的宠溺，无原则的听任，这恐怕也是中国盛产“熊孩子”原因之一。

因而，就发生了第二点，即，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社会，成年人均应与儿童建立一种更为正常的关系，其核心可能有如下这一些：爱、平等、契约等等。我这里仅能做一些描述，并非严格定义。

比如，关于爱，最为关键的是一点，即，爱也需要得法。爱自不是无原则的宠溺。蒙台梭利重视儿童的独特地位，但她同样强调纪律与服从，事实上，在一定年龄的孩子那里，服从是他们的需要，服从让孩子体会到与成年社会的契合。

关于平等，蒙台梭利在有《有吸收力的心灵》一书说，承认儿童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不会降低父母的权威。当父母可以说服自己把孩子的成长过程的主角位置还给儿童、心甘情愿地当好配角时，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这样，从更广阔的的视角来看，他们对儿童的帮助就会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，也只有适当的帮助，才会使儿童健康地成长——这才是父母的权威和尊严的真正体现。不过，对于具有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，可能会对这种认识有一定的拒斥。因为中国有漫长的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的等级观念。有的父母会这么认为：我生了你，你就是属于我的。凡有隶属关系，便不再平等。这一点，也正是鲁迅等五四先贤所着力批评的。父子关系可以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，严厉或者轻松，无非都是家庭特色，但显然，父子之间不应存在主次尊卑的等级。

与契约相对的便是中国式的“做规矩”这个词。我分析过“做规矩”这个动宾词组，这个动宾结构里，一方是动作发出者，而另一方是被动的接受者。显然，成年人才是规矩的制定者、监督者以及执行者，而儿童只能被动接受。我认为这里有成人霸权的自我陶醉。因而，我建议用契约这个词，来替代规矩这个词。契约社会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形式，契约便是一种无论家庭或学校都应遵循的民主原则，给予孩子以自由，而又能践履自己的承诺，从而使他有自由选择的可能，又有坚定的责任感。

常识的缺少，自然还有多种表现。因为家庭教育是一件各家各异的事情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孩子则各有各的特点，不一而足。但我们可以努力尝试去确立一个基本原则：基于儿童本位之上客观的认识，从而保障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因为童年的幸福感受，极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这个人一生的幸福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。前几年，我跟几个朋友写了一套给孩子读的小书，命名为“新童年社会启蒙书”，这个丛书的要点在于一个“新”字。就主观意愿而言，我们认为，需要以一种基于传统中国之上，而又带有现代性的崭新的价值观，来滋养我们的孩子。若以国家民族等大词而言，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，观念的现代化的重要性，犹在器物文明的现代化之上。我们的新童年，便是寄意于一点，我们要用一种理通东西的普遍观念贯穿，而写出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的童年。我们的写作可以这么去靠近，贯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教育，也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