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下就是永恒？

——关于教师写作的意义

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经写道：写下便是永恒。而卡夫卡在临终前对朋友的遗言却是，将他的作品全部销毁。两位我所喜欢的作家对作品的迥然不同的态度，经常让我深思。对于不同的个体，写作这件事，尽管有不同的意味，但多指向于一个存在哲学上的命题，即，通过写作，向世界、向自身索求意义。在我读过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之后，我倾向于认为，卡夫卡的全部作品，其实可以被命名为“失败之书”。他或许原本只想写一部“沙之书”，这个人，他的一生，将名字写在水上，写在沙上，可是鬼使神差，卡夫卡就这么留下来了，那么多焦灼、惶惑、挫败、虚无……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遇见，不断冲撞我们的心灵。

这就是人的存在感与价值感带来的灵魂的战栗，这种特质催逼我们不断去思考，去追问，就如荷尔德林的诗句：在一个贫乏的时代，诗人何为？对任何一个愿意写作的个体而言，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

我在200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，命名为《阅读抵抗荒诞》。而我建于2004年的博客，则名为“读书写字”。一个在书斋中度过大多数时间的人在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时，往往会深切感受到自身的无力与软弱，幸好我找到了两样防身利器：阅读与写作。可以说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很大程度上是以阅读建立起来的。而我对自我的认知的厘清，则依靠的是不断的回环往复的书写与剖析。余华在《我为何写作》的演讲中说：“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，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，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。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，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。二十年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，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，并肩而行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，有时又天各一方。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──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。”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寻常的写作者，写作的意义用余华的这段演讲中最核心的7个字“有益于身心健康”便可概括。

之所以要强调2009年这个时间节点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，我一直将自己的写作与个体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，而没有将我作为教师的职业身份联系在一起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这一阶段我的写作，无非一个文学青年的写作，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类似、同质的写作，我并不独特。当然，这种写作对于我自身而言，固然非常重要。我曾设想，如果不写作，又会如何。我想我一定会沉入物质生活的深渊。只有物质生活，没有精神世界。因为只有物质，别无其他，所以才称之为深渊。我很现实，我很无力，我只有写作，于是文字中多有顾影自怜，而今重读，不免汗流浃背。

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的，并非来自某一刻，而是来自某一时段。大概2010年左右，借助阅读思考的深入，我开始对教育有新的理解。以前，我不讳言并不热爱我的教师职业，现在想来，那是因为没有感觉到从事这一职业的创造性。我们说了人是有价值感的动物，没有价值感，会很痛苦。从客观角度，这个严苛的应试教育没有给予基层中学教师足够的空间，教师个体很难在这种机械的工作中获得创造性。而从主观角度，则是我自身的浅见，对教育的理解很久以来不能突破体制的窠臼——我用我反对的那一方的逻辑，去反对制度。就是有个叫张晓舟的乐评家说的：我们不能穿着敌人的裤子说敌人没穿裤子。

冯友兰有个词语叫“觉解”。在觉解之前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而一旦有了觉解，山尽管仍是山，水尽管仍是水，而意义已经不同。这不是禅宗的打机锋，恰是我切身的体会。两年前我写过一文，叫做《重新发现的任务》。意思是说，之前的所有阅读思考，都应称之为前教育时代；只有理解到教育与我个体生命密不可分的纠合之后，才重新发现这一任务的艰巨与幸福，这便是教育的自觉时代。这一年，我还写过另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教育为何是无用的》，将上述的两篇文章结合在一起，才是我近年以来对教育的崭新理解。教育的无用，其一在于教育仅解决教育范畴之内的问题，而身为教育中人，却时常要面对一些超越教育范畴的问题，因而教育无能。其二，越是对教育有更深的理解，便越觉得基础教育的重要，很多问题，在其表现出来之后，我们才会发现，根子在其童年，在教育。这是我近年来一个巨大的认知的提升，也坚定了我要一直做教育的信念。其三，教育仅是一种柔弱的力量，不是匕首，不是投枪，不是律师的雄辩滔滔，但教育是用以改变未来中国的力量。在这个层面讲，教育看似柔弱，但其实最有力量。

在这样的理解之上，身为教师的写作，其意义在向内与向外的两个层面，得到了统一的可能，同时展开的，便是对教育之意义的追寻。渺小如我，穷夜独坐，付诸于键盘的，自非微言大义，权作不平之鸣。因而，这时我便不再满意于余华“有益于身心健康”的说法，我更倾向于乔治·奥威尔的说法。他说：“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要去揭穿，有些事实我想唤起注意，我最初所关心的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。”

一直以为，阅读可以抵抗荒诞，因为阅读带来自我启明；而言说亦可抵抗沉默，因为话语即力量所在。对于当下贫乏的基础教育，学院内或者媒体界的精英知识分子，其实很难确切知晓这个基础教育的机构是如何精密地运转的。而处于这些个流程之中的普通教师，则多数缺乏言说的能力。现在我恰好在基础教育之中，又恰好有一定的言说能力，因而常有一种责任在我的使命感。所谓“因为他们沉默，我才将之传达”。

我从来不是一个奢望以文字而使教育改观的人，仅愿做一个不想被世界改变的人，多年来沉溺于不切实际的空想，如今又不可遏制的企图理解教育的深层意义。所幸我有键盘作为利器，得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，一一付诸于文字。而借助这样的写作，我与自我、我与社会、我与教育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，得到了一种逐渐厘清的可能。因而，寻找有意义的教育，对于教育中人而言，无非也是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已。

很多年前，看许鞍华的电影《男人四十》，张学友演一个四十岁的语文教师，觉得好悲凉，到四十岁不如死了算了。如今年届四十，却发现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因为，生活很琐碎，却是价值所依附并得以实现之所在，舍此无他。所以教育的出发点就在当下，就在日常生活。这是教育即生活的现代阐释。我经常想到一些致力于基础教育的理想主义者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：不悲壮，很踏实，并享受自己的工作。我希望写作能为这些踏实的工作插上飞翔的翅膀。我教书、我写作、我见证：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参与。作为教师，其价值自然在于需要不断寻求自身的突破，写作可以给以助力。至于是否如佩索阿所言“写下就是永恒”，我只能说，教育的价值也许永恒，而我们教师，无论哪一代都仅仅是中间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