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学之药，如何治制度之病

日前有新闻说，“台湾国学教材首次大规模进入内地课堂”。这其实是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，在新学期一开学，国学课程便已大规模进入中学课堂，包括北京四中、衡水中学等在内的全国多家知名中学设立了国学选修课，采用的教材，是以台湾国学教材为底本，大陆学者加以改编的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》。

以推动此事的主事者的设想而言，我很理解他们。他们看到了目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。比如大家都会有共识，当下的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教育的应有之义，沦为纯粹的应试技术。这是大多数关心教育的人都已看到的问题。讥评者多如过江之鲫，而能进行改革实验者却颇为寥寥。引国学入中学教育，恐怕也是欲以之正心诚意，是一新教育之弊的一种尝试，其情可感，其心可知。

较教育技术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当下教育的核心理念已经缺失。几十年来，中国的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附庸，无论什么课程，其首要目标，便在于灌输国家意志，文科自不待言，理工科也无法置身其外。现在政治信仰破产，中学教育里出现了信仰的真空，便需要用一种国家可以接受的价值理念来填补这一真空。所谓的国学进课堂，适逢其时。一则以填补信仰真空；一则符合国家意志；又则，国学之兴，是有很好的理由的，因为台湾岛内一直弦诵不绝，因而台湾社会文明，民众素质俱佳，良有以也。

关于台湾的文明素养之好，传统文化自是原因之一，我以为却不是最重要的，但不在此文讨论范围。身为中国人，作为中国的读书人，我们为这个传统文化所濡化，自然对传统文化充满脉脉温情。《论语》里“沂水春风”的章节，我一直以为是史上最好的语文课堂之一，古人叫“天人合一”，叫做“和谐”。而我们看到，那种开放自如的生命状态，正呼应了教育最核心的本质，那种状态下，每个生命个体，都是自由的。

然而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知，国学在千年的专制时代形成，作为帝王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，其本身便含有许多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内容。如果教育要面向未来，面向现代化，那么，在现代观念的维度之下，对传统国学进行重新审视，也是必要的。

现在国学进课堂，本意可能在于给以中学生以人格的陶冶、道德力量的感化。而我担心的是，以纯粹的灌输为主的基础教育阶段，以一种灌输取代另一种灌输，未必是上上之策。是以，在现有的基础教育框架下，在这样的高考模式之下，国学进中学，淮橘成枳的悲剧又该如何避免？在这个国学进课堂的名单上，还有衡水中学这样的学校，该校以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为世人所知，我很想不通，军事化管理与温良谦恭让的儒家精神结合之后，又会生出怎么样的奇葩。

托克维尔认为，一种有分寸的宗教，一种有节制的家庭，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，一种有界限的经济等，具有开放性的多股力量的角逐，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。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多元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，也是现代社会的动力。仅就教育而言，给孩子提供多元的选择，也是培养与激发孩子们创造力的必由之路。

因此，如果国学进课堂了，作为选修课的一种，是不是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选修课程，从而保障孩子们自由选择的权利。我希望有一种更广泛的汉语经典课程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，更包括那些名家翻译的文质俱佳的西方经典。自严复以来，傅雷、穆旦、杨绛、何兆武、李文俊等等杰出的翻译家，百年间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呈现了整个人类的高贵精神世界，这些不也可以成为修身的典范吗。

而仅就课程内容本身，也应认识到，诸子所曰并非唯一真理，鼓励孩子们的质疑与讨论，避免以往的单一灌输，更接近教育的本质。也即是说，现代教育，须从学校的制度层面，保障师生双方教与学的自由，从而培养理性自决的现代人。梁启超百年前有“新民说”，欲新一国之民，就教育层面而言，自然是要新一国之教育，而新一国之教育，首先在于观念更新，以一种自由的教育观，改变以往那种工具主义的唯技术论的教育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