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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朝阳:教育是为守护天性的自由

陈敏华

 

蔡朝阳给自己的定义是:文艺中年、资深奶爸。

年过四十,爱好文学,钟情文字,是以成为文艺中年。有儿九岁,小名菜虫,一度想逃离教育领域的爸爸,在与孩子的共同成长中,重新发现教育的意义,每一个日子因此变得温和、光亮。当三千多个温和而光亮的日子如水般逝去,曾经的丁克主义者终成资深奶爸。

外界给蔡朝阳的标签却是:新锐人物、话题教师。

早在2003年,蔡朝阳发表《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末路》一文,他对前辈的独立思考与大胆质疑,如巨石投水,引发业界热议与沉思;2010年,与郭初阳、吕栋合著《救救孩子:小学教材批判》,让社会各界开始审视我们的教材,由之引发了其后的民国教材热;同年,他作为十大教育人物之一,入选《时代周报》影响中国社会进程100人;2013年,在《一席》演讲《以自由看待教育》,在迄今播出的179期《一席》视频中,《以自由看待教育》以超过140万的点击量高居榜首;他的著作《阅读抵抗荒诞》《寻找有意义的教育》一直是热销的教育类专著……

蔡朝阳,这个自称有着麦兜式天真的中年男子,这个眼睛偶尔会飘过一丝忧郁的乐观主义者,在《以自由看待教育》中说道:“教育的价值是守护你天性的自由,让你发现你自己,成为你自己,让你有能力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”

 

一、读您的书,先期的文章感觉到的是古典情怀,而后来的作品则彰显公民意识,您是怎样实现这种从“才子文章”到“公民写作”的华丽转身的? 

答:这个“华丽转身”一词,未免过誉。生命自有终点,追寻不敢懈怠,焉能自言华丽转身?才子文章到公民写作,这是傅国涌先生对我的一个评价,每想起傅师这样的谬赞,就很汗颜,因为做的远远不够。才子气在骨子里太多,这跟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有关,就像生命底色,终究是耽美太多,而担当不够。我常言自己是“文学中年”,这种自嘲里,是对自己的客观认识。我又说自己是一个“修正主义者”,不断阅读、思考、写作,自我反思,自我修正,因而不断的转变对我来说恐怕也是应有之义。或者这么说吧,摆脱写作的才子气,还真是我一段时间来的努力方向。如果40多岁了还是伤春悲秋,而不去追问苦难的根源,现实的逻辑,未来的可能,那就真是虚度年华了。所以写作和教育,都需要有一种追求,可以有不同的路径,但追求思想的质地一也。 

二、您希望您的课堂是公民教育的课堂,您能具体地解释公民课堂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吗? 

答:这个问题比较大,恐怕不是几十字几百字可以概述的。徐贲先生有一本书,叫做《统治与教育——从国民到公民》,洋洋洒洒近百万字,我等只有皮毛之知而已。凭现有的认知,我很在意课堂乃至教育生活里,跟孩子们共处时的自我姿态。即,我与孩子们都是平等的个体。在这个平等的场域中,需要厘清的两个词:权利与责任。首先是权利,学生在学校中,不是被管理的对象,而是课堂乃至学校的主人翁,所以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,尊重他们的人格。只有成为主人翁,孩子们才会建立起责任感。教育者常常会说现在的孩子们没有责任心。我认为,下这个断语的教育者才没有尽到责任。作为掌握话语权的成年人,首先没有认识到他们是主人翁,孩子们才不成长为主人翁。试想,一直被管束的孩子,如何能对教室、课堂,乃至学校负责呢?不过我只是一名任课教师,发挥作用有限。学生多数情况下会认为我是很和善的老师,我也认为没有一个孩子是坏孩子。但前提是互相尊重,所谓自由的课堂,也应有对共同约定的课堂规则的遵守,不负责任的随心所欲,也不是我对孩子们的期待。所以一个公民教育的课堂,师生之间是平等的,可以有意见的交锋,但不存在教师对学生的以势压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衡水二中的原因,衡水二中创造的奇迹,是建立在对学生的极度压制之上的,里面反映的就是赤裸裸的管制关系,从不见对学生个体的尊重。在这种对学生主体性的摧残之上的所谓升学率,我看一钱不值。 

三、我们来打个比方,现在上鲁迅的作品《纪念刘和珍君》或者别的课文,公民教育的语文课堂是怎样的,和传统的语文课堂有什么不同? 

答:关于公民课堂,其实我的探索非常不够,我的做法,也不代表就是公民课堂应有的程式。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,我想,中国之大,肯定有更多的优秀教师,做的比我好多了。

就《纪念刘和珍君》一课而言,我的做法别的老师可能也在做。野叟献曝,我就不揣浅陋了。我会给出很多三一八惨案的时代背景的相关材料,比如当时目击者看到的现场,写下的第一手的文字,比如周作人的回忆,陈源的回忆,林语堂的回忆等等。也会给出一些历史事实,比如审判的记录,以及段祺瑞谢罪,之后终身吃素的历史事实。总之,这是一篇跟历史相关的文章,鲁迅情绪激烈自可理解,但情感不能取代事实。提供这么多相关材料,就是让孩子们多方面了解事实,从而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。公民理性,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独立判断,独立判断显然是需要掌握多方面的历史事实才能做出的。鲁迅自是伟大的文学家,但我们不一定需要对鲁迅盲从盲信,从对伟人的匍匐膜拜之中站起身来,建立独立的事实判断,这是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到的。

对这一历史事实是这样,对类似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。还原真实,掌握真实材料,倾听各方面的声音,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。这个过程很重要。 

四、我知道,看电影、读书会、阅读讨论,是您课堂常用的教学手段,您的语文课常态是怎样的? 

答:我的课堂常态是云山雾罩,随心所欲。当然有备课,可是难得有一次会按照备课的来。据毕业以及不曾毕业的孩子们反映,说闲话、走神的时候,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。因为语文课毕竟有教材,我们需要按照教材的进度照本宣科,但我尽量有自己的取舍,好的文本,多花点时间,一般的文本,尽可放过。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干嘛呢,读点课外的材料,讲讲最近的电影,总之,纵横四海,上下五千年,就当我在说单口相声。孩子们津津乐道的有几件事,一件是分析试卷,某年高三了,高考压力甚大,我一节课仍只分析了一道选择题;一件是讲文言文,一节课只讲了“九月甲午,晋侯、秦伯围郑”一句。只讲一道选择题的那次我扯到哪里已经全然忘却,“九月甲午”那句,我是从天干地支计时法一直讲到甲午海战,讲到晚清历史,讲到中国的现代转型,筚路蓝缕,步履蹒跚,下课铃响,尚有半个故事未讲完,只得提醒大家,历史的真相在细节里。

是以,我的语文课堂,倒还是蛮受学生欢迎。但作为教育从业者,或者作为家长,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疑问,就是,你这么搞,你的学生考试分数如何?我想说的是,第一,分数未必比别人差;第二,我的学生的整体写作水平,会高于别人。语文水平,其实就表现在写作上啊。这就不自吹自擂了,可以另文叙之,不过,如何提高应试分数这样的话题,我还真不是太有兴趣。

 五、您曾给您的学生们开过从1.02.0再到3.0版的书单,这几个书单实际上反映了您对学生知识结构、精神世界认识的发展,您可以说说它们有何异同? 

答:确实,书单的变化,就是我对教育、对孩子们的认知的变化。所以第一个书单,大概还是文学书单,现在回想,恐怕有些误人子弟,因为当年自身还不脱文青底色,以为语文便是文学,现在才知道,其实远远不止。书单2.0的进步在于,文学内容减少之外,多了历史、哲学、艺术、经济学,以及科学之类的书目。因为这个时候我开始知道,文学修养好坏,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孩子们的独立判断的能力,就是上文说起过的自我理性。所以需要提供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知识构成的可能。首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,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是做一个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,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是做一个能负一点责任的人。要求只有更高没有最高,全在于学生自己的修为。我会布置读书的课外作业,然后有读书会,然后有读书笔记的要求,等等等等,不一而足。总之是启发诱导孩子们去读书,引导他们获得读书求知的乐趣。书单3.0更加个人化。我不再追求大而无当的书单,会比较按照每个同学的不同兴趣点,推荐不同类别的书籍。比如现在学生喜欢读网络玄幻小说,我其实不甚赞同他们这种对快餐文学的阅读,但我不会再直接批评,而是推荐他们读一流的玄幻小说,比如托尔金的《魔戒》。同时配看彼得杰克逊导演的同名电影。半个学期,我们写作的大方向叫做“跟着《魔戒》学写作”。期中考试之前,我说,你们有本事就不管什么题目,都把《魔戒》的内容扯上去,写成应试作文。结果期中考试的作文题有关“梦想”,还真有很多同学把《魔戒》写进去了,还颇能自圆其说。我觉得我的阅读指导,有了一定的作用。

 

六、沉醉文学、不满教师身份,从前的您可以说“生活在别处”,是一种精神的自我逃亡。但现在,您坦言已经“生活在此处,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体制下”,这种面对与担当,本就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。您觉得这种积极的姿态对于当前的教育意义何在?

答:关于意义,我很惶然。意义在于追寻,而是否这种追寻便真有意义,我其实也说不上来。但我觉得这种姿态有一点好处在于,即便应试教育的压力再大,作为教师个体,在课堂这一场域之中,我们仍是有可为的空间。 

七、您说您的理想是做一名公民教员,您觉得一个公民教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?您觉得当前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公民教员?在您从古至今的视野里呢? 

答:我不敢下定义,这些条件中比较重要的大概有:需要有现代的教育观,以及现代的文化视野。我不敢说这样做的便一定是公民教育,这样的老师便是公民教员。但我觉得即便在当下,也有很多跟我想法接近的人,有很多在教育中比我做得更好的人。比如上海的樊阳老师,一直在给自己学生做人文讲堂,这几年则带领孩子们进行人文行走。樊阳老师启发我甚大。比如西安的杨林柯老师、苏州史金霞老师,他们也是非常投入的语文老师,他们的语文课堂突破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亩三分地,甚至遭到了某些传统权威的非议。我认为杨老师与史老师的坚守与探索非常可贵。我的朋友周迪谦,在重庆涪陵区,身为特级教师,甘为高一学生做人文讲座,为时多年。他的讲座结集成书,叫做《唤醒生命中的精神力量》,令人敬佩。还有我的朋友魏勇,著有《用思想点燃课堂》一书,我经常想起与魏勇一起混在天涯论坛的日子,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魏勇的文章,标题都想好了,叫做《勇敢的心》,不过只写了一个开头,尚未写成。郭初阳是另一位用语文课堂践行自身教育理念的教育者。我曾有专文谈他的公民教育实验,有理念,有教育策略,又有高超的课堂技巧。郭初阳的高度,我很难企及。最有行动力的是立人图书馆的总干事李英强,直有民国教育大家的遗风。 

八、您觉得对一般的语文老师而言,您的这种转型有没有可复制性?如果有,他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储备和精神准备? 

答:关于这一点,我恰好前段时间写过一文,题为《我的不成功不可以复制》。不妨引用一段:《男人四十》,这是许鞍华的一个电影,张学友饰演的男主角,职业为中学教师。这个很久以前的电影,一直让我坚信这一点,男人四十对一个中学教师而言,基本上就是悲剧的集大成者。升迁无望,发达无望,理想无望——如果曾有理想的话,唯有下岗再就业倒是实实在在的威胁。对一个一贯以来不切实际的人而言,尤其如此。四十岁,就意味着,人生几乎已经到了尽头。

一直以来,我都不惮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这固然不是一种炫耀,同时,这也没什么好害羞的。据说现在这个年头,说自己是文艺青年需要带有三分自嘲,而说自己喜欢诗歌,则意味着常常装B。那好吧,我就是这样的,一以贯之,不切实际。既然已经承认人生很失败,我也就豁出去了。硬要说我跟18年前大学刚毕业时有什么不同,那不同在于,当时被称为文艺青年,现在是文艺中年。而不切实际这一点,是唯一没有改变的。

所以我坦然接受这个不切实际的后果:现在,年过四十,没有钱,没有权,没有官位,没有声望……所有的成功学所指向的那些成功人士的标志,我一丁点都没有。所以,有名人写书,名为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》,在我,则是“我的不成功不可以复制”。但这不妨碍我自认为是为自己而生的人。徐悲鸿说他“独持偏见,一意孤行”,那是徐悲鸿大师,我等凡夫俗子,无非不切实际,自以为是而已。并且,四十而不惑,还真对自己的自以为是恬然自安。其实,我并不相信可以复制的成功。老托说“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”,这句话我也不同意。幸福因人而异,不幸更是一本万殊。年过四十而失败的人生,其失败的独特之处,在于独出机杼,在于匪夷所思,别人同样无法企及。

 (原载《湖南教育》2014年9月B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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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朝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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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中年;资深奶爸;四十岁重新发现理想。《新童年启蒙书》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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